2020年是《中国科学》和《科学通报》创刊70周年，我们特别策划了“我与《中国科学》/《科学通报》”系列访谈，邀请曾经关心指导或亲身参与“两刊”编辑出版工作的管理者、科学家、作者和读者等回顾期刊发展历史，同时展望未来，提出期望和要求。
使命历久弥坚，同心砥砺前行，“两刊”将以70年作为新起点，继往开来，实现更大飞跃。
高杰研究员
高杰，中国科学院高能物理研究所研究员，环形正负电子对撞机(Circular Electron Positron Collider，CEPC)机构委员会副主席，CEPC加速器负责人，亚洲国际直线对撞机(International Linear Collider，ILC)指导委员会主席。
在2020年“两刊”(《中国科学》《科学通报》)创刊70周年之际，《中国科学》杂志社专访《科学通报》编委高杰研究员，回顾他与“两刊”的故事，并探讨中国学术期刊的发展方向。
您是如何看待科学出版物的？
高杰：科学在真正意义上进入中国还不到两百年，“科学”这个汉语词也是中国从明治维新后的日本借鉴过来的，尽管这个词还隐约与中国“格物穷理”的传统思想有些联系，但是汉语里“科学”的真正意义是对应着英文的“Science”,也就是中国“五四运动”中所说的“赛先生”。“赛先生”原本是“外国人”，只是我们给他起了一个中文名字——“科学”。尽管这位“赛先生”有了个中文名字，但是他在中国定居、扎根、落户并完全融入中国人的文化与生活中还需要很长很长的时间，“赛先生”还是会在很多重要场合被忽略或被遗忘，这个是事实，不奇怪，但值得注意。
中国人无论是在与外国人进行的鸦片战争中，还是在与自然界新型冠状病毒进行的斗争中都深刻地感受到拥有“赛先生”的重要性和必要性。将“科学”纳入到中国人的核心价值观中，纳入到中国人的文化与生活中是何等重要。然而，这是一项任重而道远的思想上与行动中的长征。科学的特征之一，就是科学出版物，科学研究成果作为科学大厦的建筑结构部件被加工制造出来，并为后续的可能使用进行储备，而科学出版物的价值取决于其内容的价值。科学出版物所采用的语言也是其重要特征，任何时代都有科学的主流语言，科学的主流语言从拉丁文到英文，经历了漫长的过程,其他语言也在努力地实现它们的贡献和提升它们的影响，如法文、德文、俄文、日文、中文等。中国作为一个新兴的科学大国，其科学产出无论从数量还是质量在国际的外文杂志上已经取得了举世瞩目的进步。无论是使用科学期刊主流语言发表文章，还是采用主流语言主办科学期刊，这些都是非常重要的。然而，对于一个科学强国，则要求基于其本国语言的科学出版物也需储存大量重要的科学产出，这个要求既有助于提升该国的科学文化地位，有助于提升本国科学家之间的交流与合作，也有助于推广、普及和提升该国的语言及文化影响。我在清华大学学习时，除了作为第一外语的英文，在大学三年级时学习了德文，在硕士期间作为学分课学习了俄文，后来在法国学习、工作期间又学习了法文。对不同外文的科学影响、科学期刊、语言文化等方面有些感性体验和实践经验。作为中国科学家，对比其他国家，自然也对我国的汉语及基于汉语的科学期刊历史、现状与未来有些初步的理性思考，认为自己有责任在这个方面做些应有的贡献。但由于长期在法国工作，并没有这样的具体机会落实到行动之中。您在“两刊”发表的第一篇文章是什么？当时是怎么决定向“两刊”投稿的？发表经过如何？高杰：2004年底辞掉法国国家科研中心终身职位，并于2005年1月回到中国科学院高能物理研究所工作后，我便立即投入到国际直线对撞机国际合作研究中。2004年，在一期Nature上发表的激光等离子体加速的历史性进展引起了谢家麟院士的注意。2005年初的一天，谢先生把我叫到他的办公室，向我展示了这期Nature杂志，并讨论了应对对策。当时就决定让我作为会议主席在2005年召开一次中国高等科技中心（China Center of Advanced Science and Technology，CCAST）激光等离子体加速国际研讨会。CCAST激光等离子体加速国际研讨会于2005年11月召开，这次会议的召开对推动我国整体开展激光等离子体加速器物理与技术的研究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也为国内外的国际合作打下了很好的基础。2006年，我将两位新入学博士生的博士学位论文题目设定为激光等离子加速物理与技术研究，而将也需抓紧布局的国际直线对撞机研究移到了2007年开展。2008年，博士生们的第一篇关于等离子体微波场加速器中光学注入方法研究进展一文完成了，下一个问题就是将这篇文章投到哪个杂志发表。考虑到这个前沿领域的研究在国内还不为广泛关注和重视，因此决定将该文投到《科学通报》发表，这篇文章也成为我参与的发表在《科学通报》的第一篇文章。您初任《科学通报》编委时，认为它的定位是怎样的，对编委职责的预期是什么？这些看法后来发生了怎样的改变？
高杰：《科学通报》于1950年创刊，2014年中文版与英文版完全分开，文章不再对照发表。组建《科学通报》中文版编委时，我非常荣幸地被中国科学院任命为《科学通报》编委，2018年又连任，并于2015、2018和2019年分别发表了《能量前沿正负电子对撞机的研究进展》《亚洲希格斯玻色子工厂的里程碑之年》《狠抓基础研究大科学工程建设，促进基础科学发现与技术创新》等文章。身为《科学通报》的编委，通过这6年编委工作的参与，深感该刊物的系统性、吸引力和影响力越来越大，中文版的自身特点也越来越显著。作为编委，倍感身上的责任，对《科学通报》的目标、定位和标准也不断进行反思。《科学通报》涉及科学全部领域，是一个具有权威性、高端性、前沿性的综合性学术期刊。同时，由于采用中文发表，《科学通报》对科学精神与科学文化在我国更加广泛深入的传播有着重要的科学责任，对我国科技政策制定和战略发展方向的确定等方面有着重要的战略政治责任。因此，《科学通报》需要在学术水平、思想深度和世界战略格局等方面承担起期刊的责任，发挥出期刊的作用，体现出期刊的特点。我国每五年都要制定五年计划，同时制定更加长久的战略发展规划，《科学通报》应该参与到这个国家行为之中，起到相应的科学作用。除了对五年科学成果的梳理和总结，也要提出近期与长期的科学发展方向与目标建议，反映科学领域的发展趋势，为政府决策提供科学依据。高杰：期刊的水平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期刊编委团队的共识、水平与责任担当，取决于审稿人的国际视野与专业水平。因此，提升期刊的水平，首先要提高编委和审稿人的水平，编委和审稿人要以科学家的客观、公平和公正精神对待约稿和投稿，以期刊的目标、定位和标准进行精准审稿，确保期刊的质量。您觉得编委如何在主持审稿过程中少受自身科学品味和倾向的影响，保持公正？高杰：这是个对编委的科学整体素质、修养、水平与公正意识整体要求的问题。编委要在主持审稿过程中不断反问自己，在推荐审稿人时是否将编委自己和审稿人的学术观点分布进行了综合考虑与平衡，是否在审稿前就希望得到符合个人品味和倾向的结论，编委应该在这种自问的自我监督中主持审稿。对于学术和期刊界的近期趋势，如开放获取、公开评审人信息和意见等，您怎么看？高杰：近期国际上学术和期刊界有了一些重要的发展趋势，例如，对评审人的信息和意见进行公开。我个人认为这是一个好趋势，这样的做法有利于提高评审的公平、透明及审稿水平，有利于审稿过程监督，减少审稿失误（主管或客观）发生的概率。最近我应邀参加Nature杂志文章的评审，要求公开个人姓名及评语，我是赞同的。高杰：《科学通报》可在我国科学体系建立发展的过程中起到期刊的系统性推动作用，注重学科之间的相互关系，关注科学整体作为基础对科学应用技术发展的推动作用。在每期稿件分布和构成中，既要注重科学前沿发展，又要注重大跨度的科学发展历史的回顾，不断补齐我国科学发展历史相对较短的短板，助力夯实我国的科学基础。2019年8月，中国科学技术协会、中宣部、教育部和科技部联合印发了《关于深化改革培育世界一流科技期刊的意见》，给中国期刊定出了明确的发展时间表：到2035年，我国科技期刊综合实力跃居世界第一方阵。您认为要实现这一目标，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是什么？高杰：国内科技期刊应该努力形成与国家科学体系相对应的完备体系，期刊之间相互联系、相互影响，形成承担科学研究成果传播和交流的知识系统。建立完整的科技期刊系统与逐步提升其水平同时抓，它们就会作为一个体系来发挥科技创新作用和影响。促进国内科技期刊的发展，要加强顶层设计与部署，统一协调落实。一方面，在科研评价标准上要认可国内的科技期刊；另一方面，社会上也应该形成一种氛围，鼓励科学家在国内科技期刊发表论文，无论是英文还是中文。国内科技期刊就像一颗种子，要想它发展壮大，需要不断浇水灌溉才行。不能“叶公好龙”——口头上支持国内科技期刊发展，实际评价标准和导向上却更重视科研人员在国外期刊发论文。为实现这一战略目标，作为《科学通报》编委，我们需要在实际工作中以这一目标为牵引，做好稿件的征集、约请和审稿工作，使《科学通报》真正成为我国和世界范围内在权威性、科学性、影响性、系统性和战略性等方面均达到一流水平的科学期刊出版物。高杰：我希望《科学通报》能够真正成为反映世界科学发展前沿成果，反映世界科学发展趋势，有助于科学发展战略和政策制定的世界一流科技期刊。要在质量一流科学文章的广度、深度和速度上下功夫，及时反映科学前线的最新信息和成果，同时注重回顾相关科学领域的发展历史，补齐我国在科学史方面的短板和不足。